1944年4月27日，上午八点，波兰西部，罗兹市，市政厅。
罗兹这座城市在战前是波兰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，人口六十多万，工厂林立，可以说是一个工业化中心城市不为过，也是波澜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。
从1939年10月份开始，德国人占领了它将近五年，五年里把这里的工厂变成了军工厂，
把这里的工人变成了奴隶，把这里生活的悠太人们送进了奥斯维辛。
现在，红军来了。
德国人跑了。
城市也算还在，但已经破败不堪。
街道上到处是碎石和碎玻璃，电车轨道被炸断了，扭曲的铁轨翘起来，像死人的肋骨。
所有的工厂和教堂都被德国人给炸了，烧了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波澜人可以说几乎是什么都没了，粮仓也都被炸了，一些大型的公寓更是难逃毒手，基本上都被烧成了废墟。
这里的市政厅是这座城市少数几栋还算完整的建筑之一。
灰白色的石墙，高耸的钟楼，大门上方刻着波兰的国徽。
一只白鹰，但鹰头被德军士兵凿掉了，只剩下翅膀和爪子。
今天，这座市政厅的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汽车，吉普车，卡车，指挥车，还有几辆摩托车，横七竖八地停着，把整个广场塞得满满当当。
内务部的卫兵们站在门口，戴着蓝色帽子，腰间别着手枪，肩膀上扛着步枪，眼睛警惕的盯着每一个进出的人。
从早上七点开始，就有军官陆陆续续地到了。
先是团长，然后是师长，然后是军长，最后是集团军司令。
他们从各个方向赶来，有的坐吉普车，有的坐卡车，有几个骑兵师的师长还是习惯骑马来的。
这里逐渐变的热闹起来。
市政厅的大厅被临时改成了会议室。
大厅很大，以前是被市民们申请举行婚礼和庆典的地方，天花板很高，上面画着波澜名人们的画像，画得栩栩如生，只是有些画像上被德国人涂了万字徽，还没来得清洗。
大厅里摆满了椅子，一排一排的，整整齐齐，一共三百多把椅子，每一把椅子前面放着一个搪瓷缸子和一个纸袋，纸袋里装着几块饼干和一块巧克力。
讲台前面立着一块白板，白板旁边放着一盒彩色粉笔。
先到的军官们三三两两地坐在椅子上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看文件，有的在喝水，有的在吃饼干。
大厅里嗡嗡嗡的，好不热闹，说话声，笑声，咳嗽声，椅子挪动的声音，混在一起，听起来乱哄哄的。
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司令雷巴尔科坦克兵上将坐在第一排，翘着二郎腿，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在看。
他是个矮个子，但很壮实，肩膀宽得像一堵墙。
旁边坐着近卫坦克第一集团军司令卡图科夫坦克兵上将，两个人是老乡，都是莫斯科人，也是多年的战友。
卡图科夫比雷巴尔科高一些，瘦一些，面容和蔼，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，还有那种读了万卷书，行了万里路的人的气质。
“卡图科夫，你说今天叫我们来干什么？”雷巴尔科把报纸折起来，塞进口袋里，从纸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，剥开，咬了一口。
卡图科夫闻言耸耸肩:“不知道。也许是补给的事。我们的坦克都快没油了，炮弹也不多了。”
“补给的事用得着叫我们来？后勤部长来就行了。”雷巴尔科把剩下的巧克力塞进嘴里，嚼了几下，咽下去，又从纸袋里掏出一块。
卡图科夫看了他一眼，笑了。
“你胃口不错啊，一块接一块地吃。”
“饿。昨晚没吃晚饭。”雷巴尔科把第二块巧克力也吃完了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:“部队要休整，我也要休整，天天吃粗糙的黑面包，胃都有点受不了。”
他们旁边坐着近卫机械化第一军军长克拉夫琴科坦克兵中将，他是瓦列里的老部下，从斯大林格勒就开始跟着瓦列里打仗。
个高个子，瘦长脸，嘴唇很薄，平时不爱说话，但一开口就能说到点子上。
他正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，像是睡着了。
“克拉夫琴科，你睡着了？”雷巴尔科拍了拍他的胳膊。
克拉夫琴科睁开眼睛。
“没有。在想事情。”
“想什么？”
“想华沙，那一仗打得不好。损失太大了。”克拉夫琴科的声音很低，声音有些疲惫。
雷巴尔科的笑容收起来了。
“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，瓦列里同志说了，华沙是必须拿下的，拿下了华沙，通往柏林的大门就算开了。”
“你说的是有道理，可我还想复盘一下。”
克拉夫琴科说着，他又闭上了眼睛。
“好吧，我也得像你学习一下了，事实上，克拉夫琴科同志。”雷巴尔科想了想说道，他基本上只有吃瘪了才会复盘一下，克拉夫琴科可不一样，基本上每场战斗后都复盘。
“你早该这样了，雷巴尔科。”卡图科夫笑呵呵说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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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去前面的坦克兵将军们，后排座位上，几个步兵师师长正在聊天。
近卫步兵第七十七师师长谢尔盖耶夫少将是个大嗓门，说话的时候整个大厅都能听见。他四十出头，光头，满脸横肉，看起来不像个将军，倒像个屠夫，看起来一拳肯定能把人给打在地板上起不来。
“我跟你们说，这次休整至少得一个星期。我的师从2月14号开始打，到现在两个多月了，没兵员损失了百分之四十，坦克损失了百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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