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振国拿起另一部手机拨了一个号码。

    响了两声，宋卫东接了：“赵哥。”

    “你在哪？”

    “在上环，刚出茶餐厅。黄罗拔已经把周汉斌那边的情况跟我说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去找江家明，现在就去。何律师也在那边，你跟何律师碰个头，让他把反制申请的措辞写得更强一些，加一条：

    如果法院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批准冻结令，江家明一方将保留就程序不当提起上诉的权利。这句话压上去，法官签字的时候会多犹豫几秒钟。”

    “我这就去。”

    赵振国......

    “粤语歌。”赵振国吐出一口烟，声音沉下来，像把钝刀子缓缓划开一层薄冰。

    周振邦一愣：“歌？”

    “对，歌。”赵振国点点头，目光没离开车窗外飞逝的街灯，“不是随便哪首，是那些真正刻进港岛人骨头缝里的歌——许冠杰的《铁塔凌云》，罗文的《狮子山下》，徐小凤的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，还有谭咏麟、张国荣、梅艳芳……他们唱的不是音符，是身份认同，是生活节奏，是三十多年里每天起床听见的第一声、睡觉前最后听见的一段旋律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指尖轻轻敲了敲车窗边框：“港岛人听粤语歌，就像咱们这边老人听样板戏、听《东方红》一样，不是因为政治教育，是因为它陪着你长大的。它在菜市场飘着，在茶餐厅放着，在巴士上响着，在电台深夜节目里低低地哼着。它不讲道理，但它告诉你——你是谁。”

    周振邦慢慢坐直了身子，眼睛亮了起来：“你是说……文化渗透？”

    “不是渗透，是归流。”赵振国纠正道，“港岛的文化，本来就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。清朝时广州十三行的货船运出去的不只是茶叶丝绸，还有粤剧班子、南音曲谱、龙舟鼓点。五十年代以后被殖民政府刻意割裂、矮化、边缘化，硬生生把‘粤语’弄成‘方言’，把‘广府文化’变成‘地方特色’，再贴上‘怀旧’‘小资’‘市井’的标签，让它看起来不够‘现代’、不够‘国际’。可老百姓心里清楚得很：他们说的是粤语，吃的是云吞面，拜的是黄大仙，过的是端午中秋，连骂人都用‘扑街’‘死蠢’‘丢雷老母’——这些词，内地人听不懂，湾岛人也听不懂，但港岛人一听就笑，一骂就解气。”

    他把烟按灭在车载烟灰缸里，那点余烬蜷缩成灰，像一小截冷却的炭。

    “所以交接前后，我们要做的，不是去教他们唱《我的祖国》，而是让他们自己想起——原来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里唱的‘万里长城万里长’，和《狮子山下》里唱的‘同舟人，誓相随’，本就是同一座山、同一条河、同一种心跳。”

    周振邦听得入神，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打着拍子：“那……怎么做？”

    “三步。”赵振国掰着手指数，“第一，重启‘粤语经典重录计划’。不是翻唱，是复刻——找内地顶级录音棚，用当年港岛宝丽金、EMI那种模拟磁带机，连混音台参数都照搬七十年代的设定，重新灌录一百首黄金年代粤语歌。歌手不用新星，就请原唱本人或其子女、徒弟来录。许冠杰年纪大了，可以让他儿子许怀欣领唱；罗文走了，但他的徒弟谢天华、梁汉文还在，谭校长年事已高，但李克勤、陈奕迅愿意站出来——我们不强求，只提供条件、尊重意愿、保障版权。”

    “第二，打通渠道。现在港岛电台、电视台还是被几大财团把持，但我们不硬攻。先从社区做起：联合港九劳工社团、街坊福利会、渔民间协会，在深水埗、油麻地、西环的露天广场，每周办一场‘粤语老歌夜’。音响设备我们出，灯光我们搭，主持人从本地退休教师、码头工人、出租车司机里选，话筒递过去，没人念稿，就让他们聊当年怎么听《半斤八两》学会算账，怎么靠《千个太阳》撑过失业那年，怎么在《千言万语》里第一次牵起女朋友的手……”

    周振邦听得胸口发烫，忍不住接了一句：“这比发一万份宣传册管用。”

    “第三，也是最难的——埋种子。”赵振国声音压得更低了些，“我们在内地培养了一批粤语播音、配音、编剧、音乐制作的年轻人，都学过粤语正音、熟读港岛三十年社会史、能背得出《明报》1973年到2000年所有重要社论标题。这批人，这几年陆续以‘自由撰稿人’‘独立音乐人’‘文化策展助理’的身份，进了港岛几家新兴网络平台、独立电台、小众剧场、青年杂志。他们不喊口号，不贴标签，就做三件事：写港岛老街巷的口述史，配粤语旁白的纪录片，编演反映本地工人、的士司
『加入书签，方便阅读』
-->> 本章未完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(第1页/共2页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