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米铺门口的队伍从凌晨排到深夜，主妇们揣着布包，眼神里的焦虑比手里的铜板还沉，有人为了半袋发霉的糙米就吵得面红耳赤，直到巡捕的警棍敲在旁边的石柱上才悻悻散开。黑市却在背街的巷子里疯长，烟馆改成的“交易所”里，金条换船票、药品换手枪的交易暗地进行，穿黑衫的帮派分子守在门口，咳嗽声都带着枪火的气息。

    港英政府的应对终于卸下了敷衍的面具，却更显慌乱。总督府的灯光彻夜亮着，汽车进进出出，却没人知道在商议什么。街头突然多了些戴钢盔的印度兵，背着步枪在沙袋堆后踱步，可他们的眼神比市民还茫然。

    广播里的调子一天比一天急促，先是说“援军已在途中”，后来改成“全民皆兵，共守家园”，最后只剩下反复播放的防空警报，尖啸声像一把钝刀，割得人心里发慌。

    义勇军的招募站前排起了长队，学生、工人、甚至还有些白发老者，都想领一杆枪，可登记的军官摊开手——仓库里只剩些生锈的步枪，子弹得省着用。

    富人们的日子在逃亡与算计中拉扯，山顶的公馆夜夜灯火通明，汽车引擎声此起彼伏，一箱箱金条、古董被搬上私人游艇，船主们叼着雪茄，说“去马尼拉避三个月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”。也有人没走成，不是买不到船票，而是舍不得产业——洋行老板们在俱乐部里密谈，有人已经给日军驻港领事递了名片，说“愿为大东亚共荣效力”，换来的承诺是“保证资产安全”。他们的餐桌上依旧摆着香槟和牛排，只是谈话时总忍不住往窗外瞟，生怕北岸的炮声突然变成真正的进攻。

    穷人的生活则成了被风浪撕扯的破船。棚户区里，难民们挤在临时搭起的草棚里，孩子冻得发紫的手抓着块干硬的红薯，大人则蹲在路边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天上的飞机。码头的苦力们找不到活干，往日的货船要么被征作军用，要么早就逃到了南洋，他们只能聚在街角，用身上最后几个铜板买碗稀粥，听人说“打起来就往山里跑，野菜总能充饥”。有个拉黄包车的老汉，车座上捆着铺盖卷，说要拉着生病的老伴回东莞乡下，“死也死在祖坟边上”，车轮碾过石板路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像在倒数着什么。

    到了12月7日那天，天色阴沉得可怕。上午十点，北岸的炮声突然停了，连侦察机都没再出现，香港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。米铺前的队伍松了些，有人说“可能不打了”，这个时候大家都愿意听好消息，松了一口气，可到了午后，港英政府的广播突然中断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刺耳的杂音，紧接着，九龙方向传来了第一声真正的炮响——不是演习的试探，是撕裂空气的轰鸣，震得教堂的尖顶都在颤抖。

    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明白了，悬在头顶的巨石，终究还是掉了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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